2008/11/16

西周的歷史與國家戰略(轉錄自PTT-historia 板)

編輯前言:
本月主題是關於全球變遷,上禮拜發表了遊牧民族的遷徙與氣候變遷的關係,今天在PTT(國內最大電子佈告欄) 歷史板(historia) 看見 MRZ發表了這篇文章,內容有提到關於西周的國家戰略與氣候的關連,非常有趣的一篇文章,轉來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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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背景
西周是中國史上第一個走入信史時代的王朝,儘管走入信史部份的是周代共和以後的歷史,而周代殷商的牧野之戰發生時間點卻毫無定論。(*1)不過若按照《中國歷代戰爭史》的說法,牧野之戰發生於公元前1123年。(*2)而蕭璠則是認為發生在公元前1027年左右。(*3)然而商周戰爭似乎不應當視為日後的改朝換代的戰爭,因為西周征服商朝只是周人逐步向東擴張的一個階段,然後接下來的西周歷史,更應當視為周人以關中地區為中心,然後向四方不斷地進行領土擴張與武裝移民行動,最後在大自然環境的急劇變更中被迫停止擴張,最後勢力衰頹而最後放棄原始根據地的歷史過程。而這段歷史過程大約是從公元前十二到十一世紀之交作為開始,最後終於公元前770年的一個漫長的過程。



首先以大自然環境的角度來看,根據劉昭民的說法,自黃帝時代(公元前3000年)以降,中國,尤其是中原地區,歷經了五個主要的暖期跟四個主要的冷期。其中第一個暖期開始於公元前3000年,終結於公元前1000年,然後就是第一個冷期。而第一個冷暖期的更替階段,就發生在西周中期的穆王初年。(*4)恰巧西周的中衰可說就是從穆王開始。一般說法認為穆王過度喜好對外征戰而導致西周的衰頹,然而若以當時中原地區所遭遇的大自然環境變化來說,穆王的擴張行動恐怕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首先來看氣候是如何影響歷史發展軌跡的。

以中國歷史來說,暖期的氣候特徵主要就是潮濕溫暖,而冷期則是乾燥寒冷。在暖期的中原地帶可以擁有較高的農業生產力,就算不務農也能在野外狩獵到許多大型野生動物,尤其是在中原地區的第一個暖期中,當地就出現了成群的大象、犀牛等等巨獸。換言之,在暖期中的中原可以說是除了人禍的因素之外,不用擔心什麼糧食匱乏的問題。不過暖期也不盡然盡如人意,由於氣候潮濕溫暖的關係,所以降雨量也會增加,而連帶的就是會造成水災的頻繁。以第一個暖期的中原地區來說,最嚴重的一次水災發生在堯舜時代,而且商朝還因為水災經常發生的關係,必須經常搬遷首都。然而總體上來說,暖期是適於人居的,自然人口就會加速增長。

問題是第一個暖期長達兩千年左右,當第一個冷期,或者應該說是小冰河時期降臨之際,原本人口茂盛的中原地區就要面臨極為嚴重的環境災難了。因為到了冷期,氣候轉為乾燥寒冷,也就是中原地帶發生連年大旱的情況下,對於耕作工具與技術尚且停留在非常原始狀態的大型農業文明來說,經濟生產必定受到極為嚴重的影響。(*5)當然氣候良好的時候「廣積糧」是一個預備好解決問題的辦法,但中原地區的第一次冷期長達230年(*6),更何況周人從未遇過如此漫長的冬天,這已經遠遠超過他們的適應能力了。若按照人類歷史上最常見的解決之道,對於碰道冷期的古文明恐怕也只有以軍事力量積極向外擴展,以求奪取更多的耕地,或者是直接奪取鄰邦的存糧了。

何況周人並不是第一次因為自然災害的壓迫而採取這類侵略行動的,早在武王時代就已經發生過了。按照蕭璠的說法,武王之所以決定出兵滅商,起因於商紂時代的中原屢次發生大規模水災──這正符合暖期多雨的特徵,同時紂王的主力軍隊正在遠征東方,後方空虛。但更重要的是周人的主要根據地關中地區發生饑荒,所以武王所發起的軍事行動可說是一種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7)既然武王已經留下這樣子的前例,自然穆王以下歷代周天子自然也會產生企圖以軍事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的決策。

問題是這種掠奪式軍事行動並不能真正的解決經濟問題,更何況經濟問題的主要癥結是來自於大自然環境條件的改變。然而自然環境變異所帶來的災難,比如說像是今日所遇到的全球溫室效應問題,都已經讓科學昌明的現代人感到束手無策,難以迅速解決,那麼科學知識遠遠不如現代人的古人若遇到類似的問題,自然也立即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更何況如果對西周時代的戰略思想家進行一點了解的話,更會發現西周的沒落實乃具有歷史上不得不然的因素在。

二、西周戰略思想的發展
從紐先鍾的《中國戰略思想新論》的內容來看,有關於西周的戰略思想史部份雖然排在該書的第一章,但內容可說是非常的稀少。基本上鈕先鍾認為西周時期最值得一談的戰略家分別有兩人,一個是太公,另外一個是周公。這兩人雖然並沒有留下有關於戰略思想上的著作,但鈕先鍾認為此二人在戰略上的功勳仍有值得一談的地方。

比方說太公的事蹟可以判定其為最早對軍事行動採用「謀」並且還善用「間」的戰略家;而鈕先鍾更進一步的指出太公的「謀」就是「思想」,儘管太公的軍事思想雖然已經找不到什麼可靠的第一手資料來探討其內容。(*8)然而若從《三略》、《六韜》、與《陰符經》等偽託成太公著作的書籍內容來看,太公的「謀」應當是相當受到時人的稱讚,因此讓後人將之形塑成神話般的角色。這點日後可以跟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做一個對比,因為在傳統演義小說中,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在《三國演義》中被神化成了一個全方位的魔法天才,相同的在《封神演義》中的太公也變成了一個魔法大師。由此可見古人通常把戰略家當成魔術師之類的人物,認為他們具有無中生有、扭轉乾坤、甚至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

不過跟太公的「謀」相比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應該是太公的「間」。前面提到武王伐商的主要原因有三:商人遇到大規模的水災、因遠征東方而造成的防禦空虛、以及周人遇到的饑荒。前兩項很明顯的就是周人所獲得的情報,雖然無法確定這些情報是否由太公幫武王所獲得,然而既然孫子會在他的著作中特別提到「呂牙在殷」,可推估周人對於這些情報讓他們獲得巨大勝利的重視程度。(*9)但與其說是太公善於收集情報,倒不如應當說是武王重視情報。畢竟武王才是決定是否伐商的決策者,倘若他不重視太公所供給的情報,那麼縱使太公的情報再如何正確,也是徒然。

另外一個被鈕先鍾提到的西周戰略家是周公,不過他主要將周公視為大戰略思想家,而非軍事戰略思想家。鈕先鍾在這方面很明顯的是根據錢穆的見解,認為周公是西周封建制度的奠基者,並利用這一套制度來控制西周在征服商朝之後的東方新領土,以及維持政治與社會的穩定;除此之外,周公更重要的戰略貢獻是建設了雒邑為陪都,強化了西周在東方的統治基礎。

不過若從其他西周史專書中來看,關於上述的說法是有待爭議的。比方說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中分別有兩篇專文指出西周的封建制度並非周公所建。(*10) 周公最多只能算是「繼承了殷人的傳統並根據周人面臨的新情況加以改造和發展」。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周公平定「三監之亂」期間,真正維繫後方政局安定,內戰後又能協助成王從攝政的周公取回政權的召公,若按照鈕先鍾對於大戰略家的定義來看,先是協助周公鞏固政局、制定禮樂、還派兒子去燕國來鎮守東北、最後還讓周公不得不還政成王,使得政局終於真正能夠穩定的召公,絕對無疑是一名跟周公一樣重要的大戰略家了。(*11) 不過以歷史名聲來說,今人知道周公的多,認識召公的少,所以召公被遺忘,大概只能用《孫子兵法》中的「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的這句話來作為評論了。

三、心得
然而以上無論太公、周公、還是被人遺忘的召公,他們的戰略不管是軍事戰略還是總體戰略,都只能發揮短期效果。這樣說主要是基於三點主要的理由。首先是他們並沒有留下任何專著,後人無從得知他們在戰略思考上推演的方式與過程,因此他們的成就只能限於一定的時空之內,卻沒辦法讓後人能夠經由歷史的研究獲得多少戰略研究的所得。

若要以戰略研究的角度,去看西周的歷史中所能帶來什麼樣的教訓,能夠符合現代人的所需,那光研究西周時代的幾個戰略思想家是絕對不夠的。這必須要從新以更大且更多元的角度去研究歷史的整體架構才行。而今天所遇到的最大的大戰略問題之一,就是全球環境變遷所帶來的大規模災難,這跟三千年前的西周所遇到的困境很類似,姑且不管今日的溫室效應是自然的規律還是人為造成的災難,人類都得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種種天災,以及因為天災而引發的人禍。而這些天災人禍又該如何解決,然後為後人創造一個長治久安的大格局,恐怕這樣子的戰略思想模式,勢必要超越傳統定義的大戰略了。

注:
*1 Douglas J. Keenan. "Astro-historiographic Chronologies of Early Chinaare Unfounded", East Asia History.<http://www.informath.org/pubs/EAH02a.pdf> Oct. 13th, 2008.
這篇文章主要是討論有關於中國大陸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對於周代「共和」以前的年代鑑定與考據上所面臨的問題,基本上這個由北京官方主導的學術考證工程中採用了不少科學調查方式,但最終結果並沒有讓學術界對於夏商周的年代劃分產生任何共識。

*2 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主編。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一冊。黎明文化:台北市。1976年10月,修訂第一版。第65頁。

*3 蕭璠。中國通史:先秦史。傅樂成,主編。眾文圖書:台北市。1980年11月。第一版第三刷。第84頁。

*4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市。1992年十一月。修訂第一版。第27頁。冷暖期的劃分主要請見該書第27-29頁。

*5 許倬雲。西周史。聯經:台北市。1984年。第231-238頁。
若按照許倬雲的說法,西周農業生產工具主要與新石器時代別無二致,而且也缺乏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甚至農田是分散的,而非集約式集體耕作。大型水利工程、大量的金屬製造或甚至鐵器農具、還有集體性質的大農場等等發明,這都是春秋中期以後才出現的技術。

*6 劉昭民。第28頁。
很有趣的是,在該書的第一個冷期停止在公元前770年,也就是平王東遷之時。如此說來,平王真是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若周王室繼續留在關中,而不是留下一個權力真空地帶,那麼日後可能就沒有秦國的出現了。

*7 蕭璠。中國通史:先秦史。傅樂成,主編。眾文圖書:台北市。1980年11月。第一版第三刷。第84頁。

*8 鈕先鍾。中國戰略思想新論。麥田出版:台北市。2003年十一月一日。第13-14頁。

*9 鈕先鍾。第13頁。

*10 王冠英。「周初的王位紛爭與周公制禮」,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郭偉川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市。1998年11月。第116-132頁。夏含夷。「周公居東新說──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郭偉川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市。1998年11月。第133-147頁。

*11 王冠英。第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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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為MRZ(LQY) 編寫(不是小編我啦),未經本人許可不得抄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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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森夫.猴大的簡短閱讀心得:

由許多地質學的證據來看,全球性的氣候變遷是有週期性的變化,但是由於地質證據往往時間尺度很大,人類短短的歷史裡,很難在地球上留下太多地質證據,若要進行以百年~千年尺度的全球氣候模式分析,可能有須多不足之處。

之前有讀過類似的報導:科學家從鐘乳石的碳、氧同位素分析去瞭解人類歷史上的氣候變遷,再配合史籍記載去看中、短週期的氣候變遷現象。與篇文章有相似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是,氣候學家可以藉由這些分析去重建人類史上變動幅度較細微的全球氣候變遷狀況,還可以用來印證模式分析的預測結果;而歷史學家則是利用自然與氣候的變動,來解釋歷史上某些重要事件發生的背後原因。甚至還可以找到某些事件“不得不“發生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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